在瑞典失踪的23名中国“少年”现身西班牙


偷渡团伙为幕后导演

华新报（记者/翼德） 5月底至6月初，至少有23名来自中国的少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向移民局官员声称自己未满18岁、身边没有成年人监护，同时希望给予申请难民机会，在被准许难民申请并获得入境后，瑞典警方便将他们安排到当地移民局的一个临时安置点里。然而几天之后，这些中国少年先后失踪……由于涉及大量的未成年人，瑞典政府、国际社会为之关注，然而仅几天后，正当众宋?他们的命运深感担忧之时，这些失踪的中国少年??月25日始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被发现，这些人毫发无损、穿戴整齐、怡然自得出现在马德里街头……

23名中国少年失踪几天之后在西班牙被发现

5月底6月初，23名中国少年在瑞典难民临时收容所先后神秘失踪不知去向，由于涉及大批未成年人，瑞典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对此十分关注，瑞典移民局官员表示，担心他们为人贩团伙所控制，并被强迫劳动或者强迫卖淫。然而仅几天后，正当众人为他们的命运深感担忧之时，这些失踪的中国少年自5月25日始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被发现，这些人毫发无损、穿戴整齐、怡然自得出现在马德里街头，并且不久后这些人都根据华文报刊上的招工信息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不存在任何被人贩团伙控制的迹象。

西班牙警方在非正式场合透露，根据线报，这些中国少年在5月25日至6月11日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被发现，他们分成3一5批抵达马德里，每批约为5一6人，在由当地不明性质的团伙接走之后，又被他们各自居住在西班牙的朋友或者亲戚接走，从而分散到马德里、巴塞以及其他城市。初步认定这些人从瑞典失踪几天后，最早出现的地方是马德里国际机场，但是至于他们从哪个国家、在身上没有任何有效证件的情况下是如何上飞机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查证。目前警方根据这些中国少年没有再“移动”以及都在寻找工作的迹象，初步断定这些中国少年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偷渡到西班牙，他们的行为由华人大型偷渡组织所策划与教唆。据分析，西班牙警方之所以在发现这些“失踪中国少年”之后迟迟未下手，是因为他们在西班牙盘踞着一个巨大的偷渡团伙，这个团伙与“失踪中国少年”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急于下手相信是为了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后来个连根拔起。

电话监听发现“失踪少年”与西班牙偷渡团伙连线

之前，瑞典警方已对这些中国少年向瑞典移民官所陈述的年龄以及其他的相关情况表示怀疑，因为将这些照片发给中国警方鉴定后获悉，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决不象他们自己所声称的只有15一18岁，而且他们无法对自己为什么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出现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甚至怎么到这里、乘坐什么航班、怎么上飞机都讲不清楚。按照这些所谓的中国少年陈述，跟父母一起出来中途不小心分开造成丢失，机票护照因为怕丢失都由父母统一携带，既然这些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如此放心不下，那么他们每人身上的一部移动电话、1000欧元的现金又怎么解释？唯一能够解释的是父母怕他们万一丢失有足够的保障找到家人。那么他们又声称没有任何与家人联系的方式，这又做如何解释？最主要的是这么一大批的中国少年在出外旅游途中失踪，中国以及任何一个国家的警方均没有接到这些失踪儿童的报案电话或者电传。所以警方表示，这些所谓的中国少年的话不足为信，他们在某些不明性质的非法团伙的策划与教唆下乔装改扮、编造供词只不过在钻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法律空子，以骗取进入这些国家的境内，然后利用欧盟国家边境管理的宽松，再转到西欧、南欧国家。

据了解，瑞典警方曾注意到，由于这些中国少年在移民局安排的临时住宿点没有实行上锁管理，所以他们上街购物相当方便，然而他们到街上第一件事情是寻找移动通讯服务店购买大额的移动电话充值卡。他们跟谁联系？这与他们曾向瑞典移民局陈述时所说的“没有任何与中国的家人以及朋友的联系方式”显然是相违背的。警方相信只要能够监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真相便可浮出水面。然而问题在于，瑞典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永远是受害者，他们的电话是不可以被窃听的。警察更不可以知法犯法。警方当然不愿意这些人再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神秘失踪而不知去向，于是巧妙变通采用有效方法获悉这些中国少年在失踪之前曾与西班牙国内的一些移动电话用户频频联系。

华人移民协调员走访知情者道破天机 “未成年人避难”只不过是偷渡团伙炮制的幌子

据某移民协调员深入马德里华人聚集地区走访部分华人知情人士获悉；

这批在瑞典失踪的23名中国少年均来自中国福建，在当地偷渡组织周密的策划与安排之下，利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转机的间隙，销毁身上所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相关证件，然后向机场移民局声称自己未满18岁、同时身边没有任何成年人陪护，要求瑞典政府能够根据当地法律以及联合国难民公约给予申报难民的机会。在获得准许并且入境之后，他们又利用移民局提供的临时居住点没有上锁的人性化管理特点，在偷渡团伙在瑞典的联络人员的帮助之下分批出走，每次大概在5一6个左右，（这样安排主要是目标小一点不容易引起瑞典境内以及沿途国家警方的警觉），先坐巴士到达瑞典与丹麦交界处的边境城市，然后持偷渡团伙驻当地联络人员所提供的日本护照乘火车进入丹麦，直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到了哥本哈根，便有偷渡团伙驻当地的联络员前来接待。这些人在哥本哈根稍做停留，当地的联络员则忙着查询航班购买机票。大约一两天之后，这些人便持着联络员为他们购买的机票、凭借先前在瑞典所拿到的日本护照凳上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的航班。

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之后，早有偷渡团伙的人员在出口迎接。这些“中国少年”被接到偷渡团伙的窝点之后，被要求与国内家属通电话，名义上是“报平安”，其实是告诉家人可以付款。

这些人必须按照先前的约定支付15一19万人民币不等费用，是多是少主要是由这些偷渡客家属与偷渡团伙内部人员的交情，以及中介转手的次数而定；跟偷渡团伙内部人员交情越深，那么所需支付的金额也就越少，中介转手所经的环节越少所需支付的金额也就相对少，否则相反。

国内家属向偷渡团伙的国内指定帐户或者中介交清所有的费用之后，便可通知在西班牙的朋友或者亲属前来接走。

很显然这些“失踪的中国少年”并非被拐卖，幕后操纵者也并非是人口贩卖集团。他们在偷渡途中并没有受到偷渡团伙的威胁与伤害，到达西班牙之后交清费用便可自由选择去向，没有受到偷渡团伙的控制，也没有被强迫劳动或者胁迫卖淫。

知情人士反映到，偷渡团伙的组织者可谓思绪敏锐、点子成灾，他们专门研究一些讲法制、重人权国家的法律法规，寻找其中的漏洞，钻其空子，充分利用“难民”“申请政治避难”等相关的政策，让手中的人蛇非法进入这些国家，

他们利用欧洲人难以判断亚洲人的心理特点，让这些大多数已经成年的偷渡客，假扮未成人博取同情以达到获得入境而人身自由不被限制的目的。当然为了增加成功的系数，他们在选择这些偷渡客的时候，在年龄上也有一定的限制，一般选择实际年龄在23岁以下的青年人，如果形容较“嫩”的话，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偷渡团伙为这些偷渡客选择签证较为容易的中东国家，比如伊朗、阿联酋等国。获得签证之后，偷渡团伙在选择航班上也可谓煞费苦心，有直飞的航班不乘，而是选择有在北欧一些国家转机的生僻班次，之所以这样选择其中用心不言而喻。同时，虽然他们的旅途很显然是“有去无回”但是为了令所经之处边检人员的信服，他们宁可多投入资金购买来回程机票。同时身上随身携带1000欧元，一方面是为了以备急需之用，另一方面是为了足以让海关人员相信“我是出去旅游的”。

在中国出关，往往选择业务繁忙而边检人员不刁的国际机场，个别实力雄厚的偷渡集团真正做到手眼通天，个别边检人员在他们的巨额钱财的利诱之下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当然这样的腐败分子毕竟少数、而且在小氛围之类提供帮助。之前一些媒体所称，这些中国少年是在中国一些特殊人群的帮助下没有持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上飞机的，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一些中国边检是胆大妄为，但是他们还不至于有本领或者说是有胆量让这么多的乘客在未持任何有效证件的情况下上飞机。其实这23名中国少年是持本人真实的护照上在中国某国际机场上飞机，只不过他们护照上批盖的是伊朗等中东国家的签证，在瑞典转机之时他们按照偷渡团伙的指示销毁护照，或者撕破丢入马桶冲走、或者撕成五裂藏入卫生间的顶棚，相信如果瑞典警方在机场卫生间装个监控器的话，会省掉很多周折破获此次的“中国少年失踪”事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中国少年在抵达瑞典机场、办完销毁护照等之类的手续之后并不急于向机场移民局“投降”，而是等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本该乘坐前往中东国家的航班飞离之后，又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飞机在这个机场降落、起飞之后，他们便走向瑞典机场移民局向里面的官员做不幸遭遇的表白。